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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与中国外交的选择
来源: | 作者: | 人气: | 发布时间:2020-08-13
摘要:

  内容摘要: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社会文化大发展、国际秩序大变革、国家间关系大调整,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多边主义面临危机,全球治理遭遇挑战。面对大变局,美国采取了逆全球化政策,欧盟、日本采取迂回多边主义政策,俄罗斯主张重构世界规则秩序。与之不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践行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中国要继续加强研究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变局,对外交往中保持务实、自信、低调,全面深化国内改革,顺应“大变局”塑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适应“大变局”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国际秩序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形式上看,经济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国际秩序的大变革、国家间关系的大调整,共同推动着世界体系的转型升级。从实质上看,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多边主义面临危机,全球治理遭遇挑战,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面对大变局,中国外交保持战略定力,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总体布局,在实践中奋发有为,有力地维护了世界秩序的基本稳定,成为变局中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一、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中国对国际形势和未来发展的科学研判和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包含政治、经济、科技发展引发的世界结构性发展趋势的“变局”,也包括由现实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而引发的“乱局”。

  第一,权力转移引发国际力量对比的“大变局”。进入21世纪,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掌控世界的能力持续下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其中,中国经济的崛起最为瞩目,从1979年至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超过9%,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8年的约16%。1978年,中国GDP仅相当于美国的6.3%、日本的14.8%,到2018年相当于美国的66.3%、日本的273.6%。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从1990年到2017年,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78.7%降至57.8%,而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则由19.0%上升至38.5%。[1]2018年12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报告预测,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将接近60%,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进一步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2]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从地理和文化上颠覆了“西方中心论”,改变了1648年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西方居于主导、东方趋于从属的态势,世界更加平衡和多元。

  第二,科技革命引发国家间竞争形态的“大变局”。技术创新一直是增进财富和福祉的最大驱动力。[3]在科技革新的推动下,人类正在走向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重大颠覆性技术将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的组织形式和生产链条更具垄断性。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都加大了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投资研发,科技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权重进一步加强,大国间科技竞争日趋激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依托技术优势,主动转出低附加值产业,获取超额利润。1990年97.1%的专利由发达国家申请。2015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专利申请国,专利申请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达46.8%,[4]带动整个发展中国家专利申请总量超过发达国家。目前,中国已经在无人机、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纳米科技、生物医药等方面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果。截至2018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418万人,居世界第一;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次数稳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首位。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1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3万家,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为1.78万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预计超过58.5%,国家综合创新能力列世界第17位。[5]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因科技优势造就的新经济奇迹和竞争优势逐渐减弱。随着科技进入智能时代,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的共性是分布式,代表了一种从技术权威垄断到去中心化的转变。有学者认为,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国际政治层面的权威是“共识”,而不再是“强权”。[6]这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伴随信息技术的进步,一个关乎各国生存和进步的领域却没有任何国际行为标准,美国人因此预言,“下一场战争将在网络空间打响”。[7]

  第三,民粹主义引发全球秩序调整的“大变局”。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新文化的同时,也冲击着传统经济模式、侵蚀传统文化、威胁社会稳定。制造业的自动化或流水线曾经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就业岗位(比如工程师),而今天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减少大量传统服务业岗位的同时,已极难创造出足够多的新岗位。[8]这使得一些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十分突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批评美国社会严重分化现象,认为在美国“1%的人拥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受”(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9]经济上的挫败使中产阶层(尤其是年轻人和穷人)缺少机会和希望,导致民粹主义情绪不断上升。尽管全球化使资本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控制,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但也使一些国家取得了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而另一些国家则滑向“边缘”地带,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显现,甚至加剧国内治理失灵,民族主义泛滥,出现“脆弱国家”和“失败国家”。这种情势不仅会导致西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自由国际秩序”陷入困境,也可能使国际秩序进入一个再全球化、再意识形态化、再国家化的“逆周期”状态。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将加速这一进程。

  第四,逆全球化引发全球治理结构的“大变局”。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客观上要求不断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和水平。在国际金融领域,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结束以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国际金融领域原有的制度安排已难以适应全球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亟需进行改革。2010年4月,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新一阶段投票权改革方案,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57%,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同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通过改革方案,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份额有所提升。然而,由于担心改革后新兴市场获得更大话语权,美国国会直到2015年才通过改革法案。200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开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谈判原定于2005年1月1日前全面结束。然而,各成员不仅至今未达成一致,甚至世界贸易组织本身也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在国际安全领域,“9·11”事件以后,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了国际安全的严峻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拓展自己的利益,导致世界面临“越反越恐”的局面。[10]2010年底,中东地区爆发了“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政权更迭,也门、叙利亚发生内战;随后“伊斯兰国”借地区混乱崛起,沙特阿拉伯等国深陷也门内战,叙利亚战火持续,“阿拉伯之春”已经成为“阿拉伯之冬”。在大国关系上,美国固守冷战思维,把俄罗斯和中国设定为假想敌,通过北约东扩、制造“颜色革命”、发动“贸易战”使大国博弈不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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